煤炭消费已达峰值

　　中国煤炭消费峰值已经出现。按照实物量计算，2013年中国煤炭消费量为42亿吨，其后逐年下降。按照热值计算，2014年中国煤炭消费亦已达峰。

　　煤炭达峰标志着中国煤炭驱动型经济增长的终结。煤炭达峰后，每年经济总量仍在持续增长，但煤炭消费量却不再增加，甚至有所下降。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依赖煤炭消费增长的局面被打破，两个增长完成脱钩。从此，中国步入后煤炭增长时代。这是中国经济与能源体系转型的重要节点，其意义不可低估。

　　中国的煤炭消费比重的下降，并未伴随石油和天然气比重的明显升高，而是非化石能源比重的迅速上升。2010年，中国的煤炭比重为70%，非化石能源比重不到8%。2016年，煤炭比重下降到61.7%，而非化石能源比重上升到13.3%。这一消一长反映了中国能源替代和转型的特征，即以非化石能源，特别是风能和太阳能直接替代煤炭。有趣的是，中国的能源替代历程，似乎能够迅速跨越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的以油气替代煤炭的历史阶段。

　　中国能源转型的特殊性

　　中国能源替代和转型的特殊性反映其资源禀赋特征和经济技术特征。从资源禀赋来看，中国的化石能源资源特征是多煤、贫油、少气。煤炭资源占能源资源储量的绝大多数(97%)，而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总计约3%。尽管近年来，我国探明的页岩气资源丰富，但开采难度远远大于美国。资源禀赋决定了用石油和天然气替代煤炭的难度，除非有廉价油气输入。而在另一方面，我国的非化石能源资源丰富，为能源转型提供了新的路径。

　　非化石能源对煤炭的替代在发电领域最为显著。2013年以来，全社会用电量持续增长，但燃煤发电比重持续下降。甚至在2014年和2015年燃煤发电的总量也在减少，而减少了的煤电和新增的电力需求则由非化石能源发电来满足。

　　非化石能源的发展，特别是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是近10年来中国能源系统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也是世界能源转型中的大事。过去10年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以每年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如今接近30%。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全国总装机容量从10年前的不足1/4增加到如今超过1/3；仅风能和太阳能装机就占到总装机的大约1/7，并且仍在高速增长。

　　清洁能源高速发展的原因

　　清洁能源的高速发展得益于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成套设备和组件的大规模生产和装配利用。规模效应辅之以技术进步有效降低了清洁能源生产成本，进一步催生了风能和太阳能的更大规模化利用，从而形成一个正反馈良性循环。这个良性的正反馈循环正是能源转型和革命的核心特征和必经阶段。

　　清洁能源的大规模、高速度发展也得益于其他几项关键因素。首先是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其资源禀赋决定了化石能源供给的速度和规模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对能源需求的增加。

　　其次是能源安全、环境健康和气候变化等因素促进了政府和社会对清洁能源的偏好。地方政府在经济绩效和晋升考核的压力下，大力招商引资，甚至以高额的税收优惠，在土地、资源、环保和劳动力上给企业以支持，从而调动企业的投资冲动。特别是，清洁能源投资项目往往与相关的土地或其他资源的占用紧密挂钩，更可以获得大量额外的企业利益。例如，有的地方将清洁能源投资与煤炭资源开发相挂钩，投资清洁能源项目的同时可以获得煤炭项目的开发权。其结果，在过去10多年间，中国清洁能源投资之旺盛无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所能比拟。

　　高效、低碳、清洁化是关键

　　近年来，一方面是投资高速增长，产能不断提高，装机日益增多；另一方面是经济新常态以来经济增速放缓，致使电力需求增长疲软。在雾霾漫天、气候变暖、健康备受重视的大背景下，以清洁能源替代高碳、低效、不清洁的煤炭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而这种替代正是能源转型和能源革命的重要目标。

　　中国的能源转型和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要同时解决高效、低碳、清洁三个问题。能源强度、碳排放强度和清洁能源比重是检验能源转型的关键指标。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6年，中国的能源强度下降5%，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提高了1.7个百分点。计算表明，碳排放强度更是下降7%。中国能效和碳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以及清洁能源比重上升速度，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十二五”期间，中国超额完成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规划目标，同时，清洁能源比重也大幅超过规划目标。“十三五”开局之年延续了能源加速转型的势头，在节能、低碳和清洁化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展。可喜的是，煤炭消费无论数量还是比重都进一步显著下降，使中国经济稳步跨入“后煤炭增长时代”。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中国不仅将超额实现《哥本哈根协议》目标，更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打下良好的基础。